WORLDWIDE

　　樊明武今年80岁了，自诩“80后”——他是我国“核工业65周年功勋人物榜单”71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这位成就在身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时也干过铺设电缆和换灯泡之类的工作。无论换灯泡、铺电缆，还是搞科研，他都把“做到极致”视为自己的座右铭。

　　换灯泡时，樊明武总要拿着抹布，顺手把天花板擦得干干净净；铺电缆时，他给每根电缆标上颜色，还设计了线路图，便于日后检修故障；做科研时，他一度连续4年半每天早早起床、很晚睡觉，整天围在一台加速器旁边；当大学校长的4年里，他把校园从宿舍、教学楼、运动场乃至绿化带里里外外翻新了一遍，唯独他所在的办公楼依旧朴素。

　　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樊明武还常常奔波在不同校园，为青少年做科普讲座。即使视力下降得厉害，每次动辄几十页的PPT他也坚持亲自制作，从不让秘书帮忙。

　　他常常这样给年轻的学子们分享人生感悟：“人可以不伟大，但是不能没有责任心。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坚定信心，锲而不舍，把事情做到让别人、也让自己满意。”

　　他更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原子能院老院长钱三强院士的“红专矢量论”——人在社会中的作为就如一个矢量，矢量的模就是他的工作能力，矢量的方向就是人生观、世界观，矢量方向与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一致，也就是“红”，模越大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

　　1943年，樊明武出生在湖北沙市。他家在一条古老的石板街道——九十铺，街边靠近码头，街内多为当地居民开设的小商店。

　　全家5口人，靠着父亲经营小店，卖食盐、香烟之类维持生计，母亲给人缝补衣服补充家用。樊明武的父母几乎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悟出了一个道理：再困难也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

　　4岁半时，樊明武就跟着哥哥走进了学堂。因为用水条件差，没有自来水，全家人洗脸用一盆水，他常患角膜炎，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每天早晨天还没亮，看不清路，哥哥就牵着弟弟上学。

　　晚上，家里点不起煤油灯，灯草放到盛有青油的盘里，点燃就是灯了。昏暗摇曳的灯光下，樊明武和哥哥留下了认真写字、做算术的身影。

　　宁静的街道上，有时传来敲打竹板“卖包面（馄饨）”的吆喝声，着年幼的两兄弟。他们心中常想：要是能吃碗“包面”再去睡，该多美啊！

　　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父母总是教导孩子“为人要正直，不是自己的东西绝对不要，做事要认真”。父母的教诲，樊明武时刻铭记，受益终生。

　　中学时，遇到不懂的问题，好奇心重的樊明武常常在上课时举手追问老师“为什么是这样？”问得多了，老师便有些不耐烦，不让他“插嘴”，甚至说他“基础太差”。

　　这严重打击了樊明武的自信心，从此，他上课常常赌气不听讲。特别是当指责过他的语文老师上课时，樊明武就在书本上胡乱涂鸦，语文成绩因此长期垫底，“拼了命才能勉强搞个及格”，数学却好像“不怎么听就会”。

　　几何课让他对难题求解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做出其他同学感到困难的证明题时，樊明武就会感到极大满足。考虑到他的绘画基础和对几何的爱好，哥哥一度建议他将来学建筑。

　　进入高中后，樊明武虽然对画画感兴趣，但由于视力差，美术老师建议他放弃报考建筑专业，已在医学院就读的哥哥樊明文认为他学医也不错。

　　1960年，当时高考分三类，考的科目有所不同：第一类，理工；第二类，农医；第三类，文史。农医类要考生物，不考数学。填报志愿时，班主任态度很坚决：“你的数学这么好，就报理工科！”

　　那一年，苏联政府撤走所有援华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使我国刚刚开启的核武器事业遭到沉重打击。

　　得知这个消息，本来还有些犹豫的樊明武坚定了学理工科的决心，报了两个“和沾边的专业”。第一志愿是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第二志愿报了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的工程物理系，“那时候也完全不懂这两个专业，只觉得它们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樊明武被华中工学院录取。报到那天，他用扁担挑着行李买了最便宜的五等舱船票，从沙市乘船到汉口的武汉关码头，再坐着学校安排的卡车一路颠簸，到达学校。

　　进校分配宿舍后，“没见过自来水”的樊明武发现这里居然有可以“哗哗出水”的水龙头，立马兴奋地冲了个冷水澡。更让他惊奇的是“厕所竟然还会自己抽水”，这个“乡里娃”感叹：这学校可真高级啊！

　　入学不到一周，樊明武就接到通知，要搬到另一栋宿舍，原因是工程物理专业没有相应老师和实验条件，专业被撤销，工物系学生转去电机系。这个专业在他当时看来“似乎和原子能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感到十分沮丧，甚至一度想到退学。

　　那时，学校安排老师每周去一次学生宿舍答疑，负责樊明武他们班的是一位毕业不久的女老师，比这群大一新生大不了几岁。

　　一开始，樊明武和室友只是随意问一些十分基础的问题，想尽快把老师打发走。这位年轻的老师“一点架子也没有”，每个问题都为他们详尽解答，让他们逐渐产生了一些专业学习的兴趣。

　　半个多世纪后追忆往事，樊明武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位老师非常包容，同学们即使故意问些偏题怪题“刁难”她，她也不恼，反而与大家讨论得更起劲儿了。

　　慢慢地，在与老师“辩论”的过程中，樊明武和几个室友的学习热情逐步高涨，“把她难住了，我们就特别兴奋，她也很高兴”。

　　随着提问越来越深入，前期准备也更加充分。除了电机相关材料，樊明武还拓展到更多的书籍和文献，每当发现一个新问题，就在书里进行“滚雪球”式检索，通过目录找到自己需要重点学习的章节。

　　这样一来，樊明武不仅熟练掌握了电机相关的理论知识，还广泛涉猎各类理工科书籍，开阔了知识视野，提高了自主学习的能力。

　　经年后回首，樊明武对母校充满感激，“开放包容的学习氛围，激发了积极思考、创新学习的意识，让我们勇于提出问题并动脑筋解决问题”。

　　身处大学校园，樊明武观察到一些高中时期的“学霸”一考入大学就开始“放飞自我”，整天躺在宿舍睡觉、打游戏。

　　他分析，应试教育并不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意识和能力，导致很多人觉得上了“985、211”就已经达到了人生目标，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但实际上，“学习”本身就是一门需要终生做好的功课。

　　1964年夏天，樊明武结束了大学四年级的基础课程，被安排到上海跃进电机厂进行生产实习，也实现了“亲眼看看上海”的梦想。

　　小时候，他是从家里的日用品上知道上海的，“那时如果包装盒上标明‘上海出品’，就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进入电机厂后，樊明武被分配到变压器生产车间，工作是跟着师傅把绝缘布带包扎到铜导线上，在驱动轮的带动下在辊轴上形成变压器线圈。

　　樊明武一看“这么简单的工作”，信心十足地让师傅交给自己干。但没过两分钟，师傅就让他把绕线机停下来，告诉他“出废品了”。樊明武有些不服气，“你都没看，怎么知道是废品？”

　　樊明武一看线圈，果然，不仅没有实现半叠绕，松紧也不一致，不得不推倒重来。他这才体会到，上海产品的质量好，离不开每位工人严谨的工作习惯。“上海工人的严谨敬业精神一直影响着我，即使是不为人看重的小事也要认线年，樊明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由钱三强领军的北京401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

　　进研究所第一年，樊明武和其他大学生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大家住在茅草屋里，条件非常艰苦，土坯加上秸秆就是床，每到下雪天，星星点点的雪花落在被子上，屋外的猪也怕冷，挤到他们的床下取暖。“从那以后，生活上再艰苦也压不倒我”。

　　回到研究所后，樊明武才知道，当年被分配到单位的400多名大学生中，绝大多数来自清华、北大等国内顶尖高校，并且所学专业基本都是与原子能相关的工程物理、放射化学等。华中工学院只有樊明武一人，而且还是电机制造专业。

　　樊明武被安排到标志我国跨入原子时代之一的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室参加维修工作，由于“学校没名气、专业不对口”，樊明武深知“倘若不努力，很有可能会被淘汰”。

　　所学专业和所从事的工作相差甚远，工作插不上手，坐了几天冷板凳，他向组长要求安排工作，组长问他“你会干什么？”樊明武无言以对。

　　但转念一想，除了这个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回想起在上海电机厂实习时老师傅认真做事的场景，樊明武暗下决心：换灯泡，我也要换出特色。

　　樊明武二话不说，主动爬进狭窄的电缆沟，把电缆放得整整齐齐。因为从小喜欢画画，铺电缆的时候他还规划好路线图，给电缆标记上不同颜色，方便以后准确地找出故障。“领导很认可我的态度，后来便得到了第三项工作，再后来就是粒子加速器主体的研究，就这样一步一步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

　　在“”时期，他没有跟着派去斗“走资派”，一头扎进图书馆，努力自学在学校没有学过的理科课程：如电动力学，复变函数、偏微分方程等理论知识。

　　在图书馆里，樊明武看到有关的专业杂志几乎都是英文，自己中学、大学学的都是俄文，他意识到，想掌握前沿技术，“不懂英语是不行的”。

　　当时私自学外语很有可能被视作“有问题的落后分子”。为了应对派的刁难，他就买来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学习，记住了一些单词。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英语教学广播讲座》。即使内容大多是口号，樊明武还是如获至宝，每天跟着节目全程跟读。渐渐地，他可以开口说英语了。

　　后来，樊明武听说“”广播电台每天早晨6点教一刻钟《英语900句》的日常用语，说是“真正的英语”。

　　樊明武很心动，可是美国广播需要短波收音机才能收听。那时一台收音机的价格是70多元，家里全部的存款只有90元。他和妻子商量，咬牙用几年的积蓄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每天早上，他就躲在被子里，把收音机调到最小声，一句一句跟着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看到我国与国外在科技上的差距，决定在全国选拔3000人出国深造，业务能力由单位把关，国家统一组织外语考试，包括口试、笔试。樊明武凭借自学的英语和扎实的数理知识脱颖而出，成为“”后第一批2000名公派留学生之一，于1979年10月前往著名的英国牛津卢瑟福实验室深造。

　　其间被传为佳话的是，后来成为中华口腔医学会名誉会长的哥哥樊明文作为口腔医学专家也入选其中，成为承载这个刚刚打开国门看世界的国家希望的“一门双杰”。

　　1980年，樊明武赴美参加电磁场国际会议顺访在加拿大学习的哥哥樊明文时，加拿大的导师问樊明文：你们家是不是大官，兄弟俩都能出国学习。两个人笑了，告诉他们，“我们家是最普通的老百姓”。

　　进修期间，樊明武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国内外技术的巨大差距。彼时，国内的计算机技术刚起步，还在使用机械计算器，“转半天才算出一个数字来”。来到英国，错综复杂的计算机语言、电磁场数值计算方法都得从头学起，樊明武感慨，“大学培养的自学能力再次发挥了作用”。

　　“人可以不伟大，但是不能没有责任心。”回首那些岁月，樊明武说，自己只是力争把能做的事情做到极致。

　　同样可以为这样的“极致”写下注脚的是：樊明武在任华中科大校长的4年里，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与发展措施，学校总收入（不包括附属医院、产业）由8.99亿元增长到15.88亿。